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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考古發現看福建宋代金銀器業發展狀況

        瀏覽次數: 日期:2019-09-11 09:05

        來源: 考古匯

          金、銀作為貴重金屬,自古以來就被視為財富的代表,也是珍貴而奢華的裝飾及實用材料。金銀器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們生活富足之后而大量出現。有宋一代,隨著經濟重心南移,福建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之一,在農業、手工業、商業諸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中金銀器的產量、技術水平處于全國領先地位。考古發現和歷史資料表明,宋代福建是全國最重要的金銀器制造中心之一,其生產制造和加工工藝都達到了新的高度。筆者經多年努力,收集并整理了近40多年來福建省內出土的宋代金銀器資料。這些金銀器,器形豐富,工藝精湛,有著很高的藝術價值和觀賞價值,是研究宋代福建手工業發展、社會經濟生活和審美取向等諸方面的重要資料。同時,由于宋代商品經濟發達,商品流通順暢,南方各省民間的金銀器在器型、裝飾風格等方面都存在許多共性,因此,福建出土的金銀器可以為其他地區的研究提供參考。

          一、考古發現情況

          近40多年來,福建文物工作者在全省各地的考古發掘中陸續發現并出土了一大批宋代金銀器,為我們研究宋代金銀器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經梳理,主要的發現有:

          (一)福州地區

          1福州黃昇墓  位于福州市第七中學,1975年10月發現。出土有金銀器共六類8件:銀盅1件,口徑7.7、底徑4.5、高2.2厘米;銀蓋罐1件,通高7、口徑3.3、底徑4厘米,蓋上刻荷葉紋圖案;銀對蝶1件,每只體長4.7、翼最寬處1.8厘米,兩蝶頭部相向對接,形態生動逼真(圖一:1);雙鳳圓金墜(圖一:2)1件,直徑6.5厘米,狀如蓋盒,由帶有子母口的上下兩部分扣合而成。上下面均以鏨刻聯珠紋組成的雙鳳蓮花圖案為主題紋飾,四邊各有對稱梅花紋一朵,有小孔穿絲線系于佩綬;鎏金心形銀薰盒(圖一:3)1件,長7.2、寬5.5厘米,上下兩面以子母口扣合,雙面均用銀絲焊成各種花朵,通體鎏金,尖端穿孔,尚存絲條殘跡;銀釵3件,長9.9~16.8厘米,分別插于發髻正中和兩邊,鎏金,頂部空心雕花[1]。

          圖一 黃昇墓出土金銀器

          2福州北郊茶園山宋墓  位于福州北郊茶園村,1987年發現。出土有“轉官”鍍金銀帔墜(圖二)、柿蒂蓋銀粉罐、花紋銀粉盒、素面銀粉盒、金包背牛角梳等共6件[2]。

          圖二 福州茶園山宋墓出土“轉官” 鍍金銀帔墜

          3福州茶園山宋代許峻墓  位于福州市楊橋中路茶園山小學內,1990年3月該校修建操場時發現。出土的銀器有:鎏金雙鳳紋銀碗(圖三:1)、鎏金菱花形銀托杯(圖三:2)、鎏金銀鏡盒(圖三:3)、鎏金瓜形銀發冠(圖三:4)、鎏金雙魚形銀飾(圖三:5)、荷葉形蓋小銀罐(圖三:6)、鎏金銀執壺(圖三:7)、鎏金銀盞(圖三:8)、缽、盆、洗、、碟、渣斗、壺、筷子、湯匙、鎏金如意云紋銀粉盒(圖三:9a、9b)、心形香薰、蝶形飾、條脫等共28件[3]。

          圖三 福州市南宋許峻墓出土金銀器

          4福州市冶山路省機關事務管理局工地  1998年發現。出土有:銀扣碗(圖四)1件,口徑9、底徑3.2、高3.2厘米。銀扣碗白瓷質,敞口,淺腹,矮圈足。覆燒,內外及圈足均施白釉,碗底印有一朵小梅花,在口沿包裹一圈銀飾[4]。

          圖四 福州市冶山路省機關事務管理局工地出土銀扣碗

          (二)閩北地區

          1邵武故縣銀器窖藏  位于邵武市故縣老鴉窠山庵窠,南距富屯溪約1公里。1980年9月,邵武縣農業科學研究所在庵窠平整場地,于一座古建筑基址下2米深處發現一件宋代綠釉陶罐,罐內藏銀器140多件,以各種器皿、飾件為主,大部分保存完好[5]。

          (1)器皿類

          鎏金蓮花銀杯  8件。通高約5.5、口徑約8.5厘米。六瓣蓮花形杯身,其中一件杯底附六瓣花形空足,其余為外撇圈足。杯身內壁口沿下壓印一道連續六瓣小花圖案,杯心凸印多種花卉紋。口沿及杯心凸花部分鎏金(圖五:1a、1b)。其中五件于圈足內壁銘刻“星口”二字,“口”字為雙勾勒。

          鎏金菊花銀盞、盤  各1件。盞徑9.1、殘高3.5厘米;盤徑16.5、高2.5厘米。皆為重瓣菊花形,杯心與盤心凸飾花蕊。花瓣邊緣與花蕊部分鎏金(圖五:2a、2b)。

          鎏金梅花銀杯、盤  各1件。杯徑9.1、高5.1厘米;盤徑15.8、高1.2厘米。皆作五瓣梅花形。盤平底寬沿。杯底附五瓣花形外撇空足。盤沿與杯足鏨飾鎏金圖案。盤內與杯內皆壓印鎏金凸花“梅花臨水”“新月當空”等浮雕圖案(圖五:3a、3b)。

          鎏金八角銀盤1件。八角形,長17.5、寬13.4、高1厘米。寬沿平底,沿上鏨刻連續菱格紋。盤底凸印亭臺樓閣、戲曲人物、如意云頭、龍、鳳、花草池魚等紋飾(圖五:4)。

          鎏金夾層八角銀杯  1件。八角形,杯口長9.3、寬7.5、高5.5厘米。口沿下鏨刻卷草紋圖案一道。杯心鏨刻《踏莎行》詞:“足躡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掛登科記,馬前喝到狀元來,金鞍玉勒成行隊。宴罷瓊林,醉游花市,此時方顯平生至,修書速報鳳樓人,這回好個風流婿。踏莎行。”(“踏莎行”系宋人常用的詞牌,又名“喜朝天”“柳長春”,雙調小令,五十八字。)杯身外壁分八面,每面分上中下三格。上格鏨刻卷草等圖案,下格鏨刻如意頭等圖案。中格壓印凸花畫面,表現杯內所刻《踏莎行》詞意場面。杯足鏨刻卷草圖案(圖五:5a、5b)。

          鎏金雙魚銀盅  6件。口徑約8.5、高約3.6厘米。直口,口沿外卷并鎏金,底微上凸,無足。內底壓印凸花鎏金雙魚圖案。其中三件外壁口沿下打印“□□門里”四字銘及“尹一郎”三字銘(圖五:6)。

          鎏金圈足銀盅  11件。口徑約8.2、通高約4.1厘米。直口、淺腹、圈足外撇,通體光素無紋。其中7件口沿下打印“吳七郎造”四字銘。另三件足內加封,其上打印“李四郎”三字銘(圖五:7)。

          八角銀碟  9件。口徑約12.9、高約0.9厘米。八邊凹角、寬沿、平底無足。沿上鏨刻卷草圖案,碟心鐫刻折枝牡丹(圖五:8)。

          銀小漏勺  5件。勺徑約2.6、通長12厘米。勺面為鏤空菱花形、柄端作魚尾狀(圖五:9)。

          圖五 邵武故縣銀器窖藏

          (2)飾件類

          銀鐲  7件。其中凸花鐲2副,呈扁帶狀,兩端較窄,不相連接。一副鐲面捶打出多種凸花瓜果圖案;另一副鐲面為凸花折枝花卉。

          銀跳脫  11件。由細銀條盤旋而成,呈彈簧狀,長短不一。其中一件打印有“吳七郎造”四字銘。另一字打印有“元□□□□□”六字銘。

          銀袖箍  21件。用印有凸輪紋的寬帶狀銀片彎成,兩端不連接。直徑約6厘米,箍面寬1.9~2.9厘米。箍面凸輪紋分別有二道、四道、五道、六道的,其中兩件有一端打印“元良”二字銘。

          銀發釵  27件。部分銀釵通體鎏金。長9.6~15.8厘米。均為雙股,分“U”形和連續“W”形兩種。“U”形釵的釵頭除素面外,還有飾細旋紋、竹節形紋、捶鏨凸花。釵尾多打印字號,其中可辨識的有“朱十二郎”“吳七郎造”“李四郎”“□千一郎”“張十郎”“張六郎造”等。

          銀發簪  11件。長13~16厘米不等。單股中段較細,多為空心。有的通體或釵頭鎏金。其中五件釵頭分別捶打出菊花、荔枝、凸棱格花。

          此外還有鎏金銀鳳簪、鎏金雙魚銀佩件、鎏金凸花環形銀飾件、獸面銀泡、壓勝錢及銀練等。

          (3)貨幣類

          元寶形銀鋌  1件。重450克。殘銀鋌1件,正面鑿有“三十二”字銘,重104克。

          銀條  1段,長9厘米,重192克,兩端有鑿裁痕。

          鑿形銀鑄塊  1件,重190克。

          2邵武黃渙墓  1998年11月,邵武市水北鎮故縣發現古墓一座,出土銀器有杯、盒、籠、瓶(圖六:1)、渣斗(圖六:2)、匙、勺等18件[6]。這批銀器與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例如裝茶末的盒子(圖六:3)、置茶餅的茶籠、量茶末的匙、勺(圖六:4);長頸銀瓶是裝匙的容器,渣斗則是茶飲中不可或缺的潔具;漆茶盞、漆盞托,口沿與底足鑲以銀扣,組成一套精美的茶具(圖六:5)。

          圖六 邵武黃渙墓出土金銀器

          3泰寧銀器窖藏  出土銀器有:銀鎏金瑞果紋圓盤、銀鎏金云龍紋橢圓盤、銀鎏金獅戲繡球紋八角盤、銀鎏金夔龍獅球紋八角杯、銀鎏金行龍折枝花卉紋杯、銀鎏金“壽比仙桃”杯、夔龍紋雙耳三獸足銀鼎爐、銀執壺、銀鎏金香草龍紋貫耳投壺、仙鶴花卉紋瓜棱銀盒、小銀杯等二十二件[7](圖七)。

          圖七 泰寧大龍鄉金銀器窖藏

          4沙縣駙馬墓  位于沙縣夏茂鎮李窠村西南面的山坡上,2003年6~8月,發掘出土有盞托、盒(圖八)、盞、爐、小罐、投壺、燭臺、發簪等19件銀器[8]。

          圖八 銀盒

          5將樂積善宋代墓群  位于將樂縣水南鎮積善村,出土銀發釵1件、銀燭臺2件。銀燭臺高18.8、底徑10厘米,呈塔剎形,尖錐頂。臺柱為實心,上部有兩個承接燭盤的圓箍,燭臺(盤)已遺失。喇叭形足,器壁較薄[9]。

          6將樂大源宋墓  群出土銀發簪1件、銀發釵2件(圖九)、銀香薰1件[10]。

          圖九 銀發簪、發釵

          7將樂萬全吳地宋墓  出土銀發釵1件,長21、寬0.9~1.2厘米,用一根細長條銀條彎制而成鑷子狀。一頭呈尖錐狀,通體磨制[11]。

          8將樂寺許宋墓  位于將樂縣古鏞鎮勝利村寺許自然村,2006年發現,出土有銀器共16件。品種有心形飾件、鎏金發簪、發釵、筷子、長柄匙、筆帽(圖一O)等[12]。

          圖一O 將樂寺許宋墓出土銀器

          (三)閩東地區

          1福鼎市白琳鎮三福寺雙塔  位于福鼎市白琳鎮下爐村柘里自然村三福寺正門前方10米處。1986年對塔身進行維修,在三福寺周邊清理出土了宋代石槽、青白瓷小碗、筒瓦等遺物,在頂剎出土有鎏金銀佛像1件、銀佛像1件、銀小圓盒一個[13]。

          鎏金銀佛像(圖一一:1a、b):高4.8、寬2.3厘米。造型呈扁平長方形,立于長方形底座上。正面刻有立佛,身披袈裟,衣袖下垂,頭戴三角形禮帽,雙手合掌。頂上刻有“龍宮”二字;背面磨平,陰刻楷書,豎寫三行,“信女陳十五娘舍金佛像一軀鎮于寶塔頭上舍身同圓佛果”。銀佛像(圖一一:2):高4.5、寬2.4厘米。造型與上件略同,立佛身披緊身袈裟,方形底座上陰刻楷書“黃知孤舍佛一軀,舍生同佛果”。

          銀圓盒(圖一一:3):口徑2.3、高0.8厘米。圓形、子母口,蓋面微弧、底面上凸。素面,出土時內盛寶珠。底面中央陰刻兩行楷書“四息三有,同超法界”,邊緣一圈順時針陰刻楷書“信女黃四娘舍寶珠二匣鎮于寶塔共愿報”。

          圖一 一 福鼎三福寺雙塔出土金銀器

          二、宋代福建金銀器的工藝特點

          上述福建地區發現的二、三百件宋代金銀器,主要出土于窖藏、墓葬和塔基中。窖藏中發現的數量大,如邵武故縣窖藏,一次就出土140余件金銀器,數量驚人,且制作精美,推測為遇戰亂時慌忙埋藏起來的,至于物主后來為什么沒有取出,就不得而知了。

          金銀器種類有生活用品、化妝用品及首飾、佛教用品和貨幣類等。其中生活用品有碗、杯、盤、碟、盞、壺、執壺、盅、盆、盞托、爐、小罐、渣斗、筷子、籠、瓶、湯匙、勺、漏勺、筆帽、投壺、燭臺等;化妝用品及首飾有鏡盒、粉盒、雙魚形飾、心形飾牌、凸花環形飾、心形香薰、蝶形飾、條脫、袖箍、發冠、發簪、發釵等;貨幣類有元寶形銀鋌、獸面銀泡、壓勝錢及銀練、鑿形銀鑄塊等;佛教用品有佛立像等。

          從以上出土金銀器分析,宋代福建金銀器制作水平在前朝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與唐代相比,宋代金銀器器形更加豐富、形體更加輕薄精巧,呈現素雅秀麗風格,生活氣息也更加濃厚。其制作工藝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較多的工藝創新

          (1)浮雕凸花工藝大量盛行。尤其高浮雕凸花,是北宋以后特別是南宋時期很有特色的裝飾技法。這種半立體形高凸花,制作技術復雜,難度很大。泰寧窖藏中的鎏金瑞果紋銀盤、鎏金獅子戲繡球紋銀盤、鎏金行龍折枝花卉紋銀杯(圖七)等都是高浮雕凸花裝飾技法的代表作。

          (2)普遍運用錘鍱、鏨刻、鑿印、鏤雕、鑄造、焊接等技法。高浮雕凸花工藝離不開高超的錘鍱和焊接技術。鏤雕技術更趨完美,并往往與其他技法結合使用,如福州黃昇墓出土的鎏金心形銀薰(圖一:3),由兩個心形的銀片扣合而成,鏤空的花形紋樣由銀絲堆累焊成,顯得玲瓏剔透。

          (3)夾層鑄造和重瓣技法的運用,增強了金銀器的厚重視覺效果,特別是夾層鑄造為宋代以前金銀器制作中所罕見。邵武故縣窖藏中的鎏金夾層八角杯,內壁素面上鏨刻文字,與外壁上的凸花紋飾分別制作,最后合璧,這樣內外壁既互不影響,又相得益彰;鎏金菊花銀盤(圖五:2b),主要裝飾特征即為重瓣,將盤內底作成花蕊,盤內壁作成兩圈細密、規整的花瓣,整體呈現出繁復、精美又富麗堂皇之效果。

          (4)鎏金器數量漸漸增多,并占到一定比例。邵武故縣窖藏中的鎏金銀器達三十余件,且件件制作精美。福州許峻墓的鎏金執壺、碗、盞在器物上刻劃梅花、花鳥圖案,再施以鎏金,美輪美奐(圖三)。

          2出現了許多新的器形,如多曲形、多瓣形、多棱形等

          杯、盞、盤有圓形、五角形、五曲形、六角形、八角形、重瓣菊花形、瓜形。梅瓶等是新出現的典型物。邵武故縣窖藏銀器中的各式花形杯、碗、盤、盅、碟等,也大都不見于唐代金銀器中。

          3出現較多的以寫實手法表現的植物花卉瓜果裝飾紋樣

          繁復的曲瓣花形,往往根據器壁式樣,采用因器施畫的布局形式,達到裝飾與造型的和諧統一。如五曲梅花銀盤(圖五:3b),盤心凸印月亮、折枝梅花和海水,層次分明,布局精妙,充滿詩情畫意;團花造型的碗、盞,則以器內底作花蕊,器內壁作花瓣,構思極具匠心,使器物整體看上去就像一朵盛開的鮮花(圖五:1b、2b);還有一些器皿,如邵武故縣出土的鎏金夾層八角杯(圖五:5a),其器壁外的主題紋飾以開光形式分布八面,上下邊飾花葉、卷草,紋飾布局主次分明,重點突出,很好地表達了主題內容。

          4出現了金銀與漆、木、瓷器合璧的產品

          如福州市冶山路出土的白瓷銀扣碗(圖四),在瓷碗的口沿鑲銀扣;邵武黃渙墓出土的漆茶盞、漆盞托(圖六:5),口沿、底足鑲銀扣;福州北郊茶園山出土的“轉官”心形佩飾(圖二),通體鍍金,牛角梳用金邊包背等等。反映了宋代社會之富裕階層極為考究的生活習性。

          5出現許多匠名鋪號,體現出強烈的商品經濟特征

          宋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和發展,各地金銀器制作行業十分興盛,金銀作坊、商鋪間競爭加劇,反映在器物上,就是有銘款的金銀器顯著增多。為了維護商業信譽,制業者往往將行名、匠名及產地打印在金銀器上,如上文所述之“張念七郎”(圖三:9b)“尹一郎”“吳七郎造”“李四郎”“元良”“朱十二郎”“吳七郎造”“李四郎”“□千一郎”“張十郎”“張六郎造”等等。這些批量生產的、形制和紋樣雷同的作品,形成了一定的模式,顯示出當時商品經濟已十分繁榮。

          6詩詞刻銘裝飾開始流行

          除了在金銀器上打印或鏨刻店鋪、產地、工匠名字外,還出現了用詩詞銘刻作裝飾的風氣,如邵武故縣窖藏中的鎏金夾層八角杯(圖五:5b),杯內刻《踏莎行》詞一首,與外壁裝飾的建筑、戲曲人物相呼應,既增添了觀賞性,又提高了器物的品味。

          7。佛教題材的金銀器增多

          此種器物多用于供奉,往往刻有銘文。福鼎三福寺塔剎中出土的兩尊鎏金銀佛像器身上刻有“信女陳十五娘舍金佛像一軀鎮于寶塔頭上舍身同圓佛果”“黃知孤舍佛一軀,舍生同佛果”;盛有寶珠的銀盒,器底刻有“四息三有,同超法界”“信女黃四娘舍寶珠二匣鎮于寶塔共愿報”(圖一一)。說明宋代金銀器已成為善男信女供奉佛教的重要器物。

          三、宋代福建金銀器手工業繁榮的原因

          據統計,迄今為止,國內已見發表資料的宋代出土金銀器近千件[14],其中福建省有270多件,占全國四分之一還多。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宋代福建金銀器手工業在全國占有重要位置。究其原因,結合史料可作一探討。

          1豐富的金銀礦產資源

          宋代福建金銀礦產資源和采冶產量在全國名列前茅,是全國最重要的銀礦中心。金礦有汀州一處,《閩書》記載:“金礦。宋天下州郡金冶十一,汀其一,歲貢金一百六十七兩。”[15]而銀礦數量龐大,宋代全國有礦場51處,而福建就有26處,超過半數。朝廷當時設立了三個管理金銀業的機構——監,其中一個就設在福建建州——龍焙監。“銀礦。宋產銀之監,天下有三,閩一,建州曰龍焙;場五十一,閩二十有六:福州之寶興,漳州之興善、毗婆、大深、嚴洞,汀州之黃焙、龍門、寶安,南劍州之龍逢、寶應、王豐、杜唐、高才、贍國、新豐巖、梅營、龍泉、順昌,邵武軍之焦阮、龍門、小杉、青女、三溪、黃上、同福、磥祭。冶,天下八十四,閩六:汀、漳、泉、福州、南劍、邵武。”[16]

          2政府對金銀業采取完全開放的政策,準許人民自由開采礦山

          宋時,金銀采冶業每個單位下分“場”“冶”“坑”。“場”是采礦場;“坑”即是礦,每個場下管若干個坑;“冶”是冶煉廠,礦石材料往往靠數個采礦場供應。官府不具體經菅,只在重要礦冶中心設有“監”“務”主管征稅事務。宋代時福建礦業在全國名列前茅。《宋史·地理志》所載宋代銀出產地,福建在宋代福建路的福州、建寧府、南劍州、漳州、汀州、邵武軍的17個縣有40個銀場。閩北則是主要礦區:建安有石舍、永興、丁地三銀場。浦城有余生、蕉溪、角竹三銀場。建陽、政和、邵武、光澤有太平銀場……《文獻通考》卷二十二載,元豐年間全國各路進奉金銀的數量大約16萬兩,而福建路就有了3.7萬兩,約占全國五分之一。另據《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十三載:元豐元年(1078)產銀量較多的四個州中,福建南劍州的將樂縣安福場以年產銀51227兩而名列第一。

          3商品經濟的大發展

          南宋時朝廷盡管退踞南方,但在靈活機制的激勵下,商品經濟發達,人們的衣食住行更加講究,促使金銀器手工業更加發達。單就白銀而言,南宋半壁江山的產量甚至超過了北宋統一時期全國的總量。迄今為止南方銀器出土數量遠超北方,南宋超過北宋。大宗考古出土的金銀器很多集中在南方,如四川[17]、福建、江西[18]、浙江[19]、江蘇[20]、安徽[21]等地。

          宋代,隨著封建城市的繁榮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城市設有專門的金銀店鋪。《夢粱錄》記載,當時的首都杭州,“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街,兩行多是金銀鹽鈔引交易,鋪前列金銀器皿及現錢,謂之‘看垛錢’……”[22]《東京夢華錄》還記載了當時金銀器的使用情況:“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盌遂亦用銀盂之類……”[23]

          4庶民生活富裕

          金銀是稀缺的礦產資源,原本只為皇室貴族階層享用的金銀器,隨著宋代庶民階層的日益富足而大規模流入民間,全面走向世俗化、商業化,使用金銀器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從福州茶園山、邵武黃渙墓出土的金銀器看,不但有生活用具、梳妝用具、裝飾用品,甚至還有成套的茶具,反映出金銀器已成為宋代富裕庶民階層較為常見的生活用器。

          注釋省略

          圖文來源:《福建文博》2018年02期

          作者:陳邵龍(福建博物院福建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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